新周

1900年2月10日，梁启超写下激扬一代中国人的《少年中国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今天，梁启超曾寄望的少年，具有希望、进取、日新、破格、好行乐、盛气、豪壮、造世界、“常思将来”、“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的气质，都在这一代身上可以依稀地看见。可是，他们身上的中国传统日趋减少，他们的特质与个体不复存在，中国味淡不可闻。

　　忠孝仁义信礼智勇，现在只有在台北的大街上看路牌，才能见到它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要维护的那个秩序不再回来，也切断了我们与“忠孝仁义”的关联。“信礼智勇”好歹还是一个各社会通用的生存哲学和基本要求，但我们嫁接了西方的价值理念，在儒家的词语外壳下，内涵不再。

　　古人曾把道德修养视为人生的终极追求，不过，在全球化的今天，个人奋斗、快乐、自由，似乎都比道德重要，现在的孩子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忙。

　　四书五经从前的书生，15岁前要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于心，几乎都是一群“拜经教徒”，他们对经典的了解，足以让今天的古代文学博士生绝望。

　　1912年1月19日，当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下令，“小学堂读经一律废止”的时候，这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壮举，作为后果，近一个世纪后，已经没有多少人答得出来什么是“四书五经”。孩子对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经》、《尚书》、《诗经》、《礼记》、《左传》为代表的古代中国的支柱思想体系一头雾水。

　　任侠之气何为任侠?是“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当，千金散尽不后悔；情之所钟，世俗礼法如粪土；兴之所在，与君痛饮三百杯”；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是荆轲、是聂政、是专诸、是李白、是一饭之恩的漂母、是救过伍子胥的渔女。

　　不过，今天他们都在风中消散，再不见独行万里为曾允朋友一诺的男人，再也没有“拼将一生休，尽君今日欢”的女子。

　　高晓松在《青春无悔》里，这样幽幽地写道，从小就接受教育要明哲保身，不要相信别人，何来的狂狷豪迈之气?何来风流洒脱的风骨?

　　从来没有年少轻狂，青春就是不完整的青春，读再多的金庸、古龙，也不管用。

　　匹夫有责对家庭负责、对族人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对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风气负责……这是古人肩上的多座大山。《大学》开篇就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在今天成为镜花水月；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和平时期，更像是一句空谈。

　　于是，我们坚持不再长大，看日本漫画，穿满身口袋的阔脚裤，口号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咄咄逼人的自由泛滥，让责任感处处失守。

　　年方十几岁的那一拨孩子，耳濡目染的是这一代人放任自流、无限延长的青春期，他们怎么知道责任感是何物呢?

　　诗词曲赋如果20世纪90年代的孩子们是从周杰伦的《东风破》里，开始接触古典诗词之美，这是不是有点迟了?《全唐诗》有42863首，《全宋词》有19990首，李白有诗900余首，陆游有诗9000多首，这只是中国诗词曲赋的一点零头。然而，我们直到中学毕业，背的不过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二月春风似剪刀”这样的小情调，如何让我们爱上浩瀚诗海呢?不是说古典诗词应被广泛应用，但它从我们的视野里大幅度地撤退、消失，就是这个社会审美能力的丧失。一个从小就被“涉江采芙蓉”、“袅情丝吹来闲庭院”、“醉里挑灯看剑”这样的情韵滋养的孩子，长大以后，他们的心灵或许不至于那么麻木、冷漠。

　　琴棋书画现在，年轻有为的形象是年少多金，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懂得如何赚钱，还要懂得如何花钱。

　　成人的价值取向在下一代人身上复制，甚至强化。学琴一定要考级，下棋是想成为常昊那样的国手，书画是少年宫的常备项目，为的是升学时加分……

　　那种初始的风雅，在父母们的鸡毛掸子和考级的压力下，已经被扭曲，再也保持不了唯美的形状。

　　孔融让梨“孔融让梨”的故事家喻户晓。

　　“孔融为什么让梨?”

　　“因为大的梨是坏的。”

　　那个固执而陈腐的孔融，如果听到现在的孩子这样回答，肯定气得从棺材里跳出来。

　　是的，传统的道德规范正在流失。20世纪90年代的孩子被教导：不劳动者不得食。他们几乎从懂事开始就置身于竞争中，天生就是达尔文主义者。

　　没人会感激孔融。当整个社会开始认同“谦逊使人落后”这种工业文明的价值观时，中国古人那种温润如玉的人格魅力，也就湮没了。

　　民风民俗过年摸门钉放鞭炮，上元吃汤圆放花灯扭秧歌，端午插艾条挂香符赛龙舟，中元盂兰盆会驱傩……随着大城市全面禁燃鞭炮，这些节日离我们渐行渐远，孩子们获得的野趣，也被逐渐稀释。

　　20世纪90年代生人开始相信圣诞老人，开始在麦当劳、必胜客里过生日。他们不知道阿福，没放过风筝，没见过长命锁，没上过八仙桌，没爬过大门槛。

　　在他们看来，传统的东西是没有质感的、是苍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