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焦裕禄同志生平

    焦裕禄，1922年8月出生，山东淄博博山县北崮村人，中国共产党革命烈士。焦裕禄幼年家贫，仅接受过4年小学教育。1939年，其父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逼死，焦裕禄本人也被虏去辽宁抚顺做苦工。1941年，焦裕禄设法逃出，流落至江苏宿迁。1945年抗战胜利后，焦裕禄同志从宿迁县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参加革命，主动要求当了民兵，并参加过解放博山县城的战斗。

    1946年1月，焦裕禄在家乡入党。1948年，随南下工作队前往河南省尉氏县。1950年，被任命为尉氏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1953年，任共青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同年调任洛阳矿山机器厂临时公路总指挥。1954年8月起，相继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进修。1956年底，返回洛阳矿山机器厂，被任命为一金工车间主任、调度科长等职。在此期间，焦裕禄患上了肝病。

    1962年焦裕禄调任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时值该县遭受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他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领导工作方法，同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与深重的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努力改变兰考面貌。他身患肝癌，依旧忍着剧痛，坚持工作，被誉为“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1964年病逝于郑州，终年42岁。

    二、先进事迹

    焦裕禄同志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他参加革命工作以后，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以后，始终继承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艰苦朴素，永葆劳动人民的本色。他严于律己，坚决反对特殊化，坚持同破坏党的组织纪律等一切不正之风作不懈地斗争。焦裕禄同志诚恳待人，他时刻想着人民群众，爱护人民群众，关心人民群众，热情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具体困难，始终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贴心人。为了改变兰考县面貌，焦裕禄同志在困难面前不退缩、不畏惧，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他深入到生产第一线，把群众的革命干劲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结合起来，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摸索自然条件和客观规律，从而找到了改造客观世界、战胜自然灾害的正确途径。在兰考的除“三害”斗争中立下了不朽功勋。焦裕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好党员。他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激励兰考人民抗灾自救的斗志。1962年冬，焦裕禄同志怀着改变灾区面貌的雄心壮志，来到了兰考。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严重的灾荒景象。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被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

    重重的困难，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就是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一条路来。焦裕禄同志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组织上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决不离开这里。”

    第二天，当大家知道他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深入到农田一线调查访问去了。他拜群众为师，虚心向群众学习。开座谈会，全面了解灾情及其原因，寻找救灾办法。同时，焦裕禄同志教育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深入到每家每户，了解情况，宣传政策，进行思想发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通过教育和发动，兰考人民明确了前进方向，振奋起抗灾自救的精神，坚定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决心，信心百倍地改变多灾多难的旧兰考。  焦裕禄同志经常住在农民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跟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在广大群众中间询问着、倾听着、观察着。他听到许多农民要求“翻身”、要求革命的呼声，看到许多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对“三害”斗争的革命精神，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群众的智慧，使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也更坚定了他战胜灾害的信心。  焦裕禄通过调查，感慨万千。他说：“兰考的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他们有改变家乡面貌，由穷变富的强烈要求，就象在108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干柴一样，只要崩出一个火星，就可以引起熊熊烈火。”

    统一县委领导班子思想。兰考是一个老灾区。当时整个县上的工作，大都放在救灾上。县里有些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乏信心。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改变灾区面貌，还是两手向上，依赖救济呢？面对这种情况，焦裕禄同志感到：要改变兰考面貌，干部是关键。“干部不领，水牛掉井”。群众在灾害面前两眼望着县委，县委领导挺不起腰杆，群众的积极性就得不到充分发挥。

    1963年1月，焦裕禄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要求各级领导同志要带头到困难村去，与基层干部同甘苦、共患难，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作出贡献，为基层干部作出榜样，真正做到心不离群众，身不离灾区。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国家运送兰考一带灾民往丰收地区的专车，正从这里开过。也还有一些灾民，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蜷曲在货车上，拥挤在候车室里……。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对同志们说：“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焦裕禄再也讲不下去了。几位县委领导低下了头，而心里却豁然开朗，明白了风雪夜车站之行的含义。县委一班人受到了一次最实际、最生动的思想教育，增强了率领广大干群团结奋斗，努力改变兰考面貌的决心。
    回到县委后，焦裕禄同志又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鼓励大家像张思德、白求恩那样工作。后来，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回忆兰考县的革命斗争史。焦裕禄说：“兰考这块地方，是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就这样，一个“如何战胜灾荒，改变兰考面貌”的大讨论在全县讯速展开了。县委领导干部，纷纷走出县委机关，到农村驻队蹲点。焦裕禄到许多重灾村调查研究，通过走、看、问、记，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发现了不少令人深思的问题。他对县委同志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只要看得准，干下去，要革命。兰考是灾区，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焦裕禄同志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县委的领导，感染了全县的党员、干部和群众。

    亲自掂一掂“三害”的份量。1963年2月，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治沙、治水、治碱的斗争，成立除“三害”办公室。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今天，要制服“三害”，要把它从兰考土地上像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一千零八十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份量。

    根据这一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120名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当时，焦裕禄同志的肝病已相当严重，许多同志劝他不要下去，劝他在家里听汇报。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他背着干粮、拿起雨伞，和大家一起在兰考的原野上日夜奔波。追沙，他一直追到沙落地；查水，他又是查到水归槽。干旱季节，他亲自用舌头辨别盐碱的种类和土的含碱量。在同自然灾害的斗争中，焦裕禄同志不顾重病缠身，忍受着严重疾病的折磨，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坚持度过了一百二十多个白天和黑夜，跑了一百二十多个大队，跋涉五千余里，终于摸清了兰考“三害”的底细，全县有大小风口八十四个，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泻洪图。

    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从而县委制定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规划。在这个规划上，焦裕禄同志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从此，一场群众性的除“三害”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在除“三害”的斗争中，为了取得经验，焦裕禄同志亲自率领干部、群众进行了小面积翻淤压沙、翻淤压碱、封闭沙丘试验。然后以点带面，全面铺开。焦裕禄同志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同干部、群众一起出力流汗。他给自己规定，把参加劳动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下乡时就地劳动；在机关值班时，临近劳动。不论在治理“三害”的土地上，还是在平时田间管理中，他走到哪里干到哪里。群众都把焦裕禄看成是“跟咱一样的庄户人。”
      通过一年的艰苦奋战，兰考的除“三害”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总结除“三害”的工作时，焦裕禄同志作了明确透彻的总结。治沙：沙区没有林，有地不养人，这是基本情况；有林就有粮，没林饿断肠，这是重要性；以林促农，以农养林，农林相依，密切配合，这是方针；造林防沙，百年大计，育草封沙，当年见效，翻淤压沙，立杆见影，三管齐下，效果良好，这是方法。治水：兰考地形复杂、坡洼相连，河系紊乱，这是客观情况；以排为主，灌、滞、涝、改兼施，这是方针；舍少救多，舍坏救好，充分协商，互为有利，上下游兼顾，不使水害搬家，这是政策；夏秋两季观察，冬春干燥治理，再观察再治理，观察治理相结合，这是方法。治碱：分清轻重，区别对待，这是方针；翻淤压碱，开沟淋碱，打埂躲碱，台田试种，引进耐碱作物，这是方法。这段精辟的总结，是焦裕禄同志斗争实践的产物，也是对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的真实写照。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除“三害”斗争开始以后，焦裕禄同志发现抗灾斗争发展不平衡，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焦裕禄同志认为，要从根本上制服“三害”，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抓典型、树样板，打一场除“三害”的人民战争。

    焦裕禄同志亲自到最困难的队去蹲点调查，访贫问苦。在城关公社胡集大队和林业技术人员一道，研究泡桐的生产特点，并亲自带头植桐，全县人民雷厉风行，营造了浩瀚的桐林。为美化兰考大地，尽快改变灾区面貌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然后，他深入全县农村调查，发现和培养了双杨树、赵垛楼、秦寨、韩村、坝子五个先进典型。韩村的精神：城关公社韩村生产队社员，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组织起来割草三十余万斤，除安排好社员生活外，还置买了农具，巩固了集体经济。焦裕禄同志说：“韩村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的精神，就是活生生的南泥湾精神，这是贫下中农的风格！这就是革命。”秦寨的决心：固阳公社秦寨大队社员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蚕吃桑叶”的方法，深翻压碱，改良土壤。焦裕禄同志说：“秦寨是个好地方，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眼下困难多，不要怕，在困难面前要挺起腰杆，才是真正的英雄哩！决心要比困难大，什么东西都怕决心。困难面前我们要找出路。”赵垛楼的干劲：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大队社员，在大雨成灾，一片汪洋的情况下，挖河排涝，一季翻身，把余粮卖给国家。焦裕禄同志说：“赵垛楼大队战胜自然灾害，支援国家，支援灾区，这是崇高阶级感情，高度的爱国热情，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双杨树的道路：红庙公社双杨树大队的社员说：“穷，咱穷到一块；富，咱富到一块”。他们兑钱、兑鸡蛋，买种子，买牲口，巩固集体经济。焦裕禄发现这个典型后，给县委写报告说：“双杨树社员坚持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坝子的风格：红庙公社坝子生产队的社员，抗灾夺得丰收后，压低口粮标准，卖粮食支援灾区。焦裕禄同志亲自给县委起草报告，全县通报表扬他们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
    焦裕禄同志在《穷棒子精神万岁》一文中写道：“我县连续遭灾，很多生产队在生产、生活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困难主要表现在‘穷’字上。毛主席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有了困难只要去斗争，困难就会减少，克服一分困难，就是一分胜利。要克服困难，必须不怕困难，发扬革命精神。各地都要抓住这样的典型，树立旗帜，鼓舞胜利信心”。同时，焦裕禄同志还主张，对改变穷困面貌有强烈要求的困难队，在政治上鼓舞，在经济上扶助。采取“穷、硬、明、纯、快”五字方针。穷，就是连年遭灾，底子特别空的队；硬，就是不怕困难，人穷志不穷；明，走社会主义道路方向明；纯，就是领导班子中没有坏人；快，就是一拉就起来，很快翻身。

    焦裕禄同志从这五个典型中看到了全县除“三害”斗争的希望，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焦裕禄同志激情满怀地为这五个先进典型进行大力宣传，请他们上主席台，让他们介绍经验。他把这五个典型归纳为：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坝子的风格。焦裕禄同志说：“这五个先进典型所走过的道路就是兰考的新道路。只要我们以他们为榜样，全县就会出现更多的硬骨头生产队，迅速掀起除‘三害’高潮，多灾多难的旧兰考，就会变成社会主义新兰考”。这次大会，是兰考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大战“三害”的动员会和誓师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面鲜艳的旗帜一树立，在全县各个角落，很快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县委的领导下，焦裕禄同志率领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向“三害”发起了猛烈总攻。
    贫下中农的贴心人。焦裕禄同志说：“新干部不参加劳动，就不能明确树立阶级观点、群众观点；老干部长期不参加劳动思想就要起变化，要变颜色”。焦裕禄同志身体力行，无论工作多忙，总是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他经常开襟解怀，卷起裤腿和群众一起干活，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他经常和群众一起翻地、封沙丘、种泡桐、挖河渠……，就在县委决定他住院治疗的前几天，他还挥舞铁锨在红庙公社葡萄架大队和群众一起劳动。因此，他经常要求下乡的干部一要带毛主席著作，二要带劳动工具和行李。

    焦裕禄同志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长期有病，家里人口又多，生活比较困难，可是他坚决拒绝给他救济。他说：“兰考，是个重灾县，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很困难，我们应该首先想到他们。要把这些钱用到改变兰考面貌的伟大事业中去，用到改善兰考人民的生活上去”。焦裕禄还经常教育子女做脏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穿衣要朴素，生活要节俭。有一次，焦裕禄同志发现大儿子去看戏，问道：“戏票哪来的？”孩子说：“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收票叔叔没有收票就让我进去了。”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

    后来，他又专门起草了一个《干部十不准》的文件，规定任何干部不准特殊化，具体内容是：1、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 2、不准参加或带头搞封建迷信活动；3、不准赌赙； 4、不准用粮食做酒做糖，挥霍浪费；5、不准拿生产队现有的粮款或向社员派粮派款，唱戏、演电影办集体和其他娱乐活动，谁看戏谁拿钱，谁吃喝谁拿粮，一律不准向社会摊派； 6、业余剧团只能在本乡本队演出，不准到外地营业演出，更不准借春节演出为名大买服装道具，大肆铺张浪费； 7、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得请客送礼，一律不准拿国家物资，不准到生产队提取国家统购统派物资，一律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一律不准送戏票，十排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合作社部门要特殊照顾；8、坚决反对利用职权贪污盗窃国家或生产队的物资，坚决禁止利用封建迷信欺骗和剥削社员的破坏活动； 9、积极搞好集体的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反对弃农经商，反对投机倒把；10、不准借春节之机，大办喜事（不是不准结婚），做寿吃喜，大放鞭炮，挥霍浪费。这个“十不准”的通知，是一份既平常又不平常的通知。说它平常，是因为《通知》所规定的每一条，都是每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时刻应该想到的，做到的起码准则；说它不平常，是因为《通知》所规定的每一条准则，都闪耀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辉，都是对特权思想的有力批判。焦裕禄把职位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把职权看作是受人民的委托，为革命掌权。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无私的崇高革命精神的表现。

    从焦裕禄同志的遗物中我们看到，他的办公桌、文件柜都是原兰封县委初建时买的，有不少地方破损。当时有人劝焦裕禄同志换个新的，他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且修了修，照样使用。他用过的一条被子上有42个补钉，褥子上有36个补钉，同志们劝他换床新的。他说：“我的被子破了，是需更换新的，但应该看到，灾区的群众比我更需要。其实，我这就很好，比我要饭时披着麻包片，住在房檐底下避雪强多啦！焦裕禄同志的衣、帽、鞋、袜都是拆洗很多次，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的，虽然破旧得很厉害，但是焦裕禄同志总是舍不得换。他的爱人徐俊雅同志最后生气了，不给他补，他就自己动手补。一次，有位干部提出要装修一下领导干部的办公室，焦裕禄同志严肃地说：“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兰考的灾区面貌还没有改变，群众生活还有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

    焦裕禄同志就是这样，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心里想着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一个冬天的黄昏，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焦裕禄同志望着风雪，心里惦记着群众：住的怎样？吃的烧的有没有困难？生产队的牲口咋样？他让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雪天六项工作：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安排好群众生活。第二、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牛屋检查，保证不冻坏一头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第四、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在哪个大队由哪个大队热情接待，保证吃得饱，住的暖。第五、教育全体党员，大雪封门的时候，到群众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最后一条，把检查执行情况迅速报告县委。

    这天，风雪刮了一夜，焦裕禄同志屋里的电灯亮了一夜。第二天黎明，他就把同志们叫起来开会。他说：“在这大雪封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要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说罢，就领着大家，顶风冒雪出发了。

    这天，焦裕禄同志冒着风雪，忍着剧烈的肝痛，一连走访了九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群众。但是，却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他来到梁孙庄梁俊才的家里，老大爷卧床不起，老大娘双目失明。老大爷问：“你是谁呀？大雪天来干啥？”焦裕禄同志说：“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的。”老大爷感动得热泪盈眶，说：“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逼租，撵得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还是党好，社会主义好。”
    与病魔顽强斗争。1964年春天，正当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同志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他开会、作报告，经常用手按住痛处。有时，用一个硬东西一头顶着椅子，一头顶住肝部。天长日久，他坐的藤椅，被顶出一个大窟窿，他从不把自己的病放在心里。他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它，它就不敢欺负你了。”组织上劝他住院治疗，他总是说：“工作忙，离不开。”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开了药方，他嫌药贵，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硬让他服下，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可当他发现别的同志有了病时，却总是关心备至。县委一位负责同志在乡下患病，焦裕禄几次打电话，要他回来休息；组织部一位同志患慢性疾病，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疗养；财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禄多次催他到医院检查……。焦裕禄同志想的总是别人，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有一次，焦裕禄同志和县委办公室一位同志去三义寨公社检查工作。走到半路，他的肝病发作，疼得厉害，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地走到公社，大家看他脸色不好，劝他休息一会，他笑笑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焦裕禄同志一边听着汇报，一边按着剧痛的肝部记笔记。剧烈的肝疼使他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中掉下来。但是他仍然坚持听下去。这种顽强的革命精神，使同志们非常感动。

    1964年3月。焦裕禄同志的肝病到了严重关头，兰考人民除“三害”的斗争也达到了高潮。他心潮汹涌澎湃，兰考人民抗灾斗争的情景一幕幕映现在眼前，他从兰考人民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和实干精神中，预见到兰考美好的未来。他满腔热情地坐在桌前，想动手写一篇题为《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他铺开稿纸，拟好了四个小题目：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班子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变，外地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文章只开了个头，肝病又严重发作了，病魔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党组织决定送他到外地治疗。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啊！一年多来，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一百二十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除“三害”斗争。正象一个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起战斗！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开动的前几分钟，他还在认真地布置工作，要县委的同志们抓好抗灾斗争。

    在医院里，焦裕禄同志以钢铁般的意志，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无论肝疼得多么厉害，从来都不让护士多照顾自己。焦裕禄同志的病越来越严重，医生们开出了最后诊断书，上面写道：“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是不治之症。送他去看病的赵文选同志，心里非常焦急，恳切的向医生说：“医生，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人民需要他，需要他呀！”五月初，焦裕禄同志的肝病更加严重了。护士噙着眼泪给他注射止疼针，他感到自己的病已无法治疗，便摇摇手说：“我不需要了，省下来留给别的阶级兄弟吧！”

    县里的同志和兰考的群众代表前来看他，他不谈自己的病，首先问县里的工作、生产情况。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咋样？老韩陵的泡桐树栽了多少？他还嘱咐同志们：“回去对县委的同志们说，叫他们把我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写完；还有，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

    他的大女儿到医院里去看他，他深情地说：“小梅，你参加革命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送给你，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作为送你的礼物吧。那里面，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

    省、地、县各级领导同志来看望他。这时，焦裕禄已经病危，他用尽全力断断续续地说：“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实现兰考人民的要求……心里感到很难过……我死了不要多花钱……省下来钱支援灾区建设……我只有一个要求……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位普通的领导干部，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县委书记的榜样，人民群众的贴心人——焦裕禄同志走完了他那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光辉灿烂的一生，与世长辞了。终年四十二岁！他死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修养》。焦裕禄同志在生命的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人民群众，念念不忘党的工作，表现了一个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