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晚，北京海淀区西山华府小区门口，一对夫妻在开车刚要拐入小区南门时，因减速遭到后面一辆无牌宝马司机和一辆牌照为晋O00888的奥迪司机殴打（该车自2008年9月4日开始，到2011年8月31日期间，共违章36次）。夫妻头部被打流血。两打人者欲逃离被控制，整个打人事件中，打人者高喊“谁敢打110！”。经核实，宝马司机15岁，无驾照，系歌唱家李双江之子。（9月8日《新京报》）

从昨天晚上在微博上流传开来以后，网友们纷纷将之与“著名”的“我爸是李刚”联系起来。确实是如此，惹事者父亲李双江是一个著名的歌唱家，顶着德艺双馨、获“中华脊梁奖”等响亮名头，儿子小小年纪却如此狂妄无知，巨大反差令人大跌眼镜。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网友们也从各处翻出了李【双江曾经的“育儿经”，诸如“孩子总归学不坏，因为我们所给他的东西都是正面的东西”、“玩是孩子的天性，我舍不得打孩子。还没有打，自己的眼泪先掉下来了”等，如今对照其子的表现，我们不得不说，子不教，父之过，不禁要问，“打人、违法驾车”等难道也是你们所给的正面的东西吗？

而且，从法律意义上，一个15岁的未成年孩子，是不涉及犯罪的，依刑法属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不负刑事责任，只能进行拘留罚款，然后，最多也只能套个《治安管理处罚法》了。但其父母李双江和梦鸽作为监护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作为公众人物，他们更应该教育好自己的孩子，时刻检点自己的行为。但至今，未见他们出面作为任何回应。

当然，这个事件，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的关注，并不仅仅因为李双江的知名度，更在于这个事件本身所传递的强烈社会讯息：李双江、宝马、违章、假冲锋枪、无证无牌、奥迪晋O00888、山西老总、儿子、嚣张、打人加恐吓他人等等，这些因素组成了一副当下社会最为具备戏剧性与冲突性的荒诞浮世绘。这些因素里，包括了名人、财富、特权、凌驾于法律、暴力乖张、×二代等，随便抽出其中一项，都足以挑动了这个本已敏感万分的社会情绪了。

自然，我们如果冷静分析的话，可以发现，这个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正是因为其背后的“拼爹”作祟。两个肇事的司机，一个坐实了是名人李双江的儿子，一个是还待定的山西老总的儿子，他们都正是依仗了其父辈的权势而自认为高人一等，可以肆意妄为的，促成了一场拼爹游戏的接力。加上随着近些年社会的权钱亲和度到了极高的峰值，“有权搞定一切”、“有钱摆平一切”成为很多事件的解决思路，很多时候一些事件的最后结局又验证了的确是如此，这都愈加促成了他们的有恃无恐。因此，我们总是很经常看见，稍微能够获得一定社会地位与财富的人，哪怕有时候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干部或者亲戚，都总是会掩饰其张狂。

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等×二代现象的盛行，“拼爹游戏”在这个时代被前所未有地演绎着。但与此同时，正如《南方周末》所报道的，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这样的趋势，在这些×二代的嚣张气焰的推波助澜之下，让社会的情绪更加地对立化起来，也难怪网络上四处喧嚣的暴戾与谩骂，这些无一不是社会日益割裂与失衡的细节体现。而要稀释缓和这样的情绪，唯一的出路就是严格地抑制权力通吃的无序状态，加强社会的法治力度，让任何人不管有什么爹撑腰都不敢目中无人、肆意妄为。

当然，从相对微观的角度来看，此类事件频发究其原因，除了这些“×二代”获得的失败家庭教育外，当下的社会教育体系也难逃其咎。这些现象不时地出现，原因是很多的，但存在着严重空白的公民教育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只注重宏大层面的国民教育，比如推崇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等近乎神人才有的情操高尚（以演唱那些主旋律歌曲为生的李双江自认为“正面的东西”，或许正是这些），却忘了从具体的法律、社会处世等角度，去教育每一个民众如何更好地做公民，如何与他人相处、为他人着想，如何进行自我人格的完善，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加剧了一些人对社会的伦理道德和法律规范的无视。对此，我们也应该从社会教育层面进行深刻地反思，以有效地遏制“×二代”这种现象止不住的纠结轮回。

2  安稳的课桌才能安放他们有梦的童年

陈方

      孩子们手里的窝头被人拿走了，拿走窝头的人说，吃面包吧，面包比窝头好吃。这道理谁都懂，问题是，手中的窝头不好吃，它至少实实在在可以解决一下温饱，允诺的面包到不了手，孩子们挨饿了到底有没有人负责。

      这“窝头”就是北京被关闭的24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关停行动涉及3万余打工者子弟，关停的原因大都为“没有办学许可证、房产证，校舍为违法建筑，存有安全隐患”。客观说，校舍破落大都是打工子弟学校的现实场景，存在安全隐患也是无可避免的，至于要求每一所打工子弟学校都有“办学许可证”这恐怕是更为奢侈的“梦想”。进一步坦率地讲，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也未必都怀揣着高尚的教育梦想，也有人借此“庸俗”地赚钱。可是为何大家对打工子弟学校都怀有感情？那是因为他们能吸纳公立学校吸收不了的外来人口子女，他们能令早出晚归的打工者们安心，他们可以让孩子们在学校呆到晚上父母回家而不必再去吃“小饭桌”，他们虽然不一定能将这些孩子培养成才但可以让孩子们在学校念书念到可以出去工作的年龄。

      政府部门基于学生安全考虑关停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些善意的出发点当然值得肯定。但是，任何善意的初衷都要考虑它执行操作中是否能达到“善”的效果。拆学校毕竟不同于拆其他建筑，它关乎到3万多孩子的求学命运。尽管在关停这些学校时，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也表示拆迁打工子弟学校要坚持“三先三后”原则：先拆民居，后拆学校；先有学生分流工作方案，后组织实施；先分流安置好学生，后才允许拆校舍。但从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这些“原则”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学生的安置问题。

      比如，因“关停打工子弟学校”事件成为媒体关注热点的红星小学，现在已变成一片废墟。根据分流结果，红星小学和另一所被拆的打工子弟学校新希望小学的学生被安排到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北校区。然而就在学生家长高兴之余，他们却发现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突的牌子突然加了两个字，变成了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实验小学，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的牌子挂到了“清河青少年活动中心”旁边。也就是说，名义上他们被安置到附属小学，但这个附属小学已经不是原来那所学校，它只是个“活动中心”。

      红星小学学生的安置结果也许只是一个缩影。家长们有理由担心，过去公立学校都无法接收这么多外来工子弟，突然之间怎么可能就容纳下了这么多人呢？名义上这些学生都被安置到公立学校去了，而实际上极有可能他们只是被安置到了被“包装”过的活动中心。教学设施能否跟得上？老师和教材的问题如何解决就能？上学路程变远了怎么办？学校收费会不会高到家长无法承受的地步？基于现实情况的考虑，这些担忧并不是凭空而起。

      回头梳理北京关停打工子弟学校引发的这场风波，争议的根源其实在于相关部门关停打工子弟学校之前，没有预先为面临失学的孩子做好安置工作。如果把面包和窝头统统摆在一起，那谁会去选择窝头而不是面包呢？当窝头被拿走而面包还杳无踪影时，饥饿的人没意见才怪呢？媒体在关注“北京关停打工子弟学校”时，情不自禁地与上海做对比。近年来，上海也关闭了存在安全隐患、办学条件不合格的100所农民工子女学校，但上海没有像北京那样遭到舆论众口一辞的谴责，那是因为上海在关停农民工子弟学校前，就专门设立项目提早介入，让一些比较专业的团体来做农民工子弟的适应工作。与上海循序渐进逐步关停的步骤相比，北京这次关停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动作显然有些粗暴。

      拿走了窝头并不可怕，关键是要人看到面包的存在。非议声中北京教委承诺“绝不让一个孩子失学”，在被拆迁的学校废墟上，这承诺多少给人一些温暖的期待。给外来工子女一张安稳的求学课桌，这是政府必须要尽的责任和义务。多少年了，我们都没再唱张楚的那首《光明大道》：青春含在你的眼睛 /幸福写在我背上/ 尽管不能心花怒放 /嘿嘿嘿别沮丧 /就当我们只是去送葬 /挺起了胸膛向前走 /嘿嘿嘿别害臊 /前面是光明的大道。在孩子们还喜欢做梦的时候，至少，我们应该让他看到希望所在吧。给他们一张安稳的课桌，安放他们做梦的童年，如此，他们有可能有我们希望看到的未来。

3  中国式慈善如何走出信任困境

汤嘉琛

90后女孩郭美美自称“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并在微博中炫富，扯出幕后一大串公司和人物，造就了今年以来最受关注的一起公共事件；风波未消，24岁的“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兼秘书长”卢星宇随后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这些始于微博围观的舆论风暴，以超乎所有人想象的速度和势头，将步履蹒跚的中国慈善事业推向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据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检测数据显示，“郭美美”、“卢美美”事件之后，公众通过慈善组织进行捐赠的比率大幅降低——今年3至5月，慈善组织接收捐赠总额为62.6亿元，而6至8月总额降为8.4亿元，降幅高达86.6%；就在不久前，有报道称多个地方的红十字会在郭美美事件后几乎再没收到任何捐款。

　　正如媒体人刘春在微博中所言，深究所谓“慈善黑幕”的人并非不放过这两个小姑娘，而是针对她们背后那些利用慈善机构谋取不当暴利的商业组织，以及针对不透明不规范的慈善机构和慈善行为。事实上，这场来势汹汹的信任危机，并不单单只是中国红十字会和中非希望工程的机构危机，而是传统的中国式慈善的体制危机。

　　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教授Lynne G. Zucker的理论，建立信任关系的主要机制有三个：一是基于个人之间的互动和交往而建立的信任，二是基于血缘或地缘等共同性而建立的信任，三是基于严格的法律制度、组织治理结构和信息强制披露等现代制度而建立的信任。如果说此前有人信任中国红十字会和希望工程，毋庸赘言，其信任的产生机制明显属于第三类。

　　以公益性慈善组织的形式推动慈善事业发展，这在国际社会造就被证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社会救治之道。遗憾的是，中国慈善事业中的组织审批制导致国家垄断的出现——官方慈善组织迷影重重，民间慈善组织生存空间狭窄，陈光标这种个人慈善明星则屡屡陷入道德困境，整个社会的慈善动力被垄断阻遏，这正是中国式慈善陷入信任危机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例，它曾是新中国获得的第一个国际组织席位，虽然红十字会以社会组织的身份活跃在公众面前，但其内在决策和运作机制却迥异于国际上惯言的NGO，而是更多地带有政府机构的色彩——财务上列入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人事上属于事业编制单位，总会员工主体享受公务员待遇，或许“副部级事业单位”这个描述更适合红十字会。与此同时，尽管近年间中国涌现了数十上百家慈善团体与基金会，但高度垄断的慈善机制并未赋予他们独立注册的资质，而是必须挂靠在具有官方背景的业务主管单位。

　　行业或许可以被垄断，但信任与信誉却不可能被垄断，目前这种高度垄断的慈善机制，事实上消解了红十字会作为公益组织的专业性，让人心存疑虑。“郭美美事件”给红十字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正是长期蓄积的不信任情绪的集中爆发；中国慈善家们纷纷设立自己的基金会，偏爱“自助式慈善”，也是对现有的垄断慈善机制不信任的表现。

　　中国式慈善深陷信任危机，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信息不透明。同样以红十字会为例，公开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0年，中国社会捐赠总额从不足30亿元飙升至700亿元，2008年更因为汶川地震而创下了1070亿元的最高纪录。但是，你也许是一个给红十字会捐过钱的热心人，却肯定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捐款用在了什么地方。

　　正因为缺乏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当上海红十字会曝出“万元餐费事件”之时，当所谓的“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大秀名牌包和豪车之时，公众才会顺其自然地产生不好的联想。事实上，中国红十字会官方网站到目前披露的最新数据仍停留在2007年，且没有专门的财务报告；“郭美美事件”之后，红十字会7月31日推出的却是漏洞百出的捐赠信息查询系统，引来了更大的争议，它甚至坐实了“天量捐款离奇蒸发”的猜测。

　　现在可能是中国慈善事业最为艰难的时刻，也是触底反弹的时机。有关部门需要从当下的信任危机中解读出信用破产的紧迫感，进而拿出足够的诚意重塑慈善事业的形象，重新赢得公众信任。改革是一个涉及利益面甚广的系统工程，唯有尽快打破国家垄断的旧体制，让慈善回归公益，激活民间慈善的力量，才能建立现代化的慈善组织治理制度。同时，改革还需要财政、审计等部门积极配合，创造公开透明的慈善环境，让慈善事业成为当之无愧的“阳光工程”。

4  卫生部“跌倒指南”岂能用道德棒杀？

王传涛

跌倒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发现老年人跌倒时应该怎么办？9月6日，卫生部公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提出：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处理。指南提出，如老人意识清楚，救助者应询问老年人跌倒情况及对跌倒过程是否有记忆；如不能记起，可能为晕厥或脑血管意外，应立即护送老人到医院或打急救电话。（新华网9月7日）

　　道德与法律的困境，交给一本“技术指南”来纾解，很不现实——这是许多网友对于卫生部公布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的基本态度。一方面，司法判决不公的影响不可能在这份指南发布之后就得以纠正，举证制度中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需要进一步落实执行；另一方面， 道德“跌倒”在利益面前的现实，也不可能短期内扭转。

　　《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不能解决我国“搀扶老年人”这一社会命题。但是，对于此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道德是道德，司法是司法。对于《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这个更侧重于急救知识与技术普及的指南来说，普及比不普及强。或许，卫生部的初衷也并非是将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寄托于这一纸指南上，只不过许多人想急于改变现实而已。技术指南，也仅仅是技术指南，如果能在老人急救知识与技术的普及方面对社会有所帮助，相信对于纾解搀扶跌倒老人问题也会有所裨益。

　　不敢扶老人的原因，至少包括两种：一是怕被敲诈，二是怕“帮倒忙”。因为不懂急救，还可能会让老人的病情继续恶化，甚至当场死亡。“帮倒忙”之后，老人与家属难免责怪施救者——被救助者反咬一口甚至双方对簿公堂也就成为一种可能。那么，这个《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就会让公众了解到起码的急救常识，在对老人病情拿不准的情况下，施救者至少明白了应该怎么救、不应该怎么救。

　　指南很明确地为公众提供了以下几种情况的急救办法：老人意识不清、有外伤、出血、有呕吐……等情况下的应对措施。这至少避免了“急救外行”越帮越忙、越帮越糟的情况发生。当然，前提是大家都认真学习并掌握了这本指南中的急救知识与技术。若未曾掌握基本的急救知识，就去质疑技术指南本身解决不了问题，难免有失偏颇。

　　道德的滑坡，可能受到了“彭宇案”与“许云鹤案”的影响，但将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原因都归咎于两三个孤本个案，也并不符合逻辑。或许，“人心不古”中传说的道德高尚本就十分奢侈，百年前，梁启超在《论私德》中便有这样的定论：“今日国中种种老朽社会，其道德上之黑暗，不可思议。”如是观之，扶不扶老人的命题，可能是长期以来“明哲保身”文化与欠缺急救知识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共同造成的。

　　对跌倒老人的急救知识而言，普及永远比不普及强。也只有先解决好普及救人知识与技术的问题，社会公德的司法困境，才会慢慢解除。如果连最基本的技术与常识都得不到应用，讹人就会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