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司马迁

我知道司马迁，始于少年时代学习毛泽东著作《为人民服务》，文中引用了司马迁的一句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那时年少无知，对这句话的意思只能懵懵理解，但记住了司马迁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文学家”。后来随着年龄与知识的增长，才知道司马迁首先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他所著述的《史记》，是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再后来，在读大学课本上的《报任安书》时，年近“而立”的我初识了司马迁复杂痛苦的内心世界。从那以后，逐渐懂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忍性之处，同时感到这种文化也有其刚健的一面。而司马迁，这位以“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为人生宏大目标的西汉太史令，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孕育出的第一位伟大的实践者。

据考：司马迁（公元前145—前90），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他打算编写一部通史，但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儿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二十岁时，司马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

司马迁五十二岁那年，曾满怀悲怆地说过一句话：“等到死的那一天，一切是是非非都会自有公断！”这是他在基本完成其历史巨著《史记》时对朋友说的。此前五年，司马迁因为李陵事件，不幸深幽囹圄。那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寡不众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将司马迁以“诬上罪”投入监狱。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面对酷吏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司马迁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但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当时根据汉朝的刑法，死刑可以据两条旧例免死：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一是受腐刑（又称“宫刑”，即割除生殖器）。司马迁官小家贫，自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而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几次想自杀。可后来他想，人总有一死，但“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其轻重意义是不同的。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毫无价值，于是他毅然选择了腐刑，甘心下蚕室（执行腐刑的刑室）。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虽然痛苦到了极点，但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就极刑而无怒气”。他认为著述《史记》，完成自己的平生夙愿，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所以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三年后司马迁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史记》记事翔实，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体现了一种负责精神和科学态度。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司马迁出生于夏阳，但司马迁曾称自己是生于黄河龙门。龙门山在他家乡的北边横跨黄河，黄河在龙门峡谷波涛滚滚，奔涌不息。司马迁深知黄河的性格，也深知命运所赋与人生的使命。他忍受耻辱完成了《史记》，以五十多万字，五种体例，完成了中国三千年的历史记录，并从探究天人关系入手，论述了古今历史的规律变化。然而，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却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司马迁在写给他朋友任安的信中说：“腐刑之后，每次想起所受的耻辱，头发颤冷，汗浸背脊，除了著作理想没有实现外，实在没有苟活于世的道理。”我们不难想见，司马迁是在何等悲惨、绝望的境遇中，承受难以忍受的痛苦和创伤完成他的人生使命和创造的。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同时，《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