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演员成龙连发四条微博，称正考虑把自己20年前收藏的十间徽派古建筑中的四间，捐赠给一所新加坡大学做教学之用。他甚至表示：“几乎有冲动想把其余那六间也捐给他们。”微博甫一发布，立即引发争议。许多网友希望成龙能慎重考虑，让中国的建筑瑰宝留在中国国内。

这四间古建筑能否如成龙所愿“走出国门”，要待文物专家的鉴定。若它们真是属文物管理部门禁止出境的文物品种，那么成龙所称的捐赠便只能是戏言；而若这四间古建筑不在文物管理部门禁止出境的文物品种名单内，那么网友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尊重成龙的个人选择。

“成龙捐屋”引发了我的另一重思考：若将成龙欲捐赠的这批古建筑理解为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文化遗产，它们留在国内与走出国门，究竟哪种做法的文化传播价值更高？而作为中国传统建筑美学的实物载体，那批供教学之用的古建筑经他人眼光打量之后，能否被挖掘出更多的学术价值？

历史需要自己去守护，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有时，人们洞悉自己的过去，却是靠他人的提点与启发。此类事例在现代人类的文化交流史中不胜枚举。

罗塞塔石碑的发现即为一例。1799年，拿破仑率领的法国远征军在埃及罗塞塔港意外挖出了一块石碑，碑上有以希腊文、科普特文及古埃及象形文所镌刻的相同内容。

罗塞塔石碑制作于公元前196年，碑上所刻的科普特文与古埃及象形文已失传几千年，对于近代埃及人（以阿拉伯人为主体，与古埃及的科普特人不属同一民族）来说，属于“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知识。好在希腊文仍沿传至今，而罗塞塔石碑的发现者法国人又是希腊文化的继承者。于是，依据希腊文，通过对石碑上各种语言版本的比照，西方学者成功破译了罗塞塔石碑所蕴涵的文化密码，还原了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23-公元前30年）时代的历史。最早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法国学者商博良，更被誉为“埃及学之父”。

一个法国人帮助埃及人打捞了记忆。但法国人乃至欧洲人，又何尝不该感谢阿拉伯人在更早年代的善行？当欧洲陷入中世纪的无边黑暗时，恰是阿拉伯人搜集并整理了大量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历史文献，并在十二、十三世纪时，将这些文献译回拉丁文，再次传入欧洲，这直接引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

文化的发展，有赖于不同文化群落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而异域的视角，因其不固守成规、因循旧例，往往能在文物考古和历史文化的研究中起到触类旁通的效果。事实上，近世以来，西方学者因较早建立了成熟的学科体系，掌握了更具现代特征的理论工具，往往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的研究成果自然也叫人艳羡。这种状况或许让人尴尬，却不应从民族自尊的角度作简单化解读。

比如，敦煌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敦煌石窟、壁画及经文书稿等更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被称为“东方艺术明珠”，但在学界却素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为何？因为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在1925年便创立了“敦煌学”，此后的日本学者更是从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科技、建筑等多重角度进行了扎实的考证。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闻名于世，火药、造纸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流传到西方后，对人类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但最杰出的中国科技史著作却出自英国学者李约瑟之手，甚至连“四大发明”的概念都是李约瑟提炼的。

进而论之，中国历史悠久、史学传统源远流长，但在当今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通史著作却是由西方学者撰写的《剑桥中国史》系列。撇开宏大叙述不谈，近年在国内电视屏幕上红极一时的“神探狄仁杰”，其实也是拜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所赐，如果不是他在重庆任外交官时偶然读到了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如果不是他在对中国公案传奇进行深入研究和比较后写出了侦探小说《大唐狄公案》，“神探狄仁杰”的故事想必仍然淹没于浩如烟海的中文史料中。

历史总是在上演一出恶作剧后，偿还一个笑场式的结局。当人们将高罗佩挖掘“神探狄仁杰”引为佳话时，也许会作另一番假设：如果拿破仑远征军没有发现罗塞塔石碑，古埃及文的文法结构以及古埃及史将如何塑造？是尘封于罗塞塔港的泥沙中，还是被不明就里的人弃如草芥？

当然，历史是不会按人们的设想而改变发展轨迹的。同样，一件文物也不会因为其当下的实际拥有者而改变其真正的归属。“中国的建筑瑰宝”属于中国，这毋庸置疑。但中国的任何一件瑰宝都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其价值应供全人类共享。无论它身处中国还是新加坡，抑或其他什么地方，都是塑造中国历史的实物证据。而一个民族要完成自己的记忆拼图，岂能少得了他人的旁白与补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