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初的宣传品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陈少白等流亡日本横滨。横滨是留日华侨最为集中的地区，人数达三千余，占当时旅日华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10月底，孙中山在侨商冯镜如、冯紫珊弟兄的帮助下，在当地建立兴中会分会，冯镜如任会长。孙中山将《扬州十日记》及黄宗羲的《原君》《原臣》等著作交给冯镜如印刷，作为宣传品分寄海外。这是孙中山从事革命宣传活动的开始。

《扬州十日记》，王秀楚著，记1645年（清顺治二年四月）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在扬州抗御清军围攻，城破后清军进行大屠杀的史实。征服者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无所不为，据估计，被害人民在30万以上，甚至有说被害者高达80万者。《原君》《原臣》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名篇。《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公元1663年（康熙二年），早于法国卢梭《民约论》100年，被称为中国的《人权宣言》。共收论文21篇。其中《原君》批判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子之责任，“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孙中山使用这两种历史文献进行革命宣传，说明他所关注的不仅是排满复仇，而是指向皇权专制制度，是从民主主义出发的。

（二）断发改装，赴美宣传

当时，清朝驻日公使裕庚抵任，陆续在横滨、长崎、神户各地派驻领事，外间传言日本政府将向清廷引渡革命党人。孙中山遂断发改装，离开日本，再到檀香山。他遍游各岛，宣传革命，筹集军费。时值广州新败之后，旧日同志灰心失望，应者寥寥。1895年12月2日（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清廷谕令谭钟麟迅速缉拿孙中山、杨衢云等人，广东当局以一千元悬赏捕孙，以一百元至二百元悬赏捕捉杨衢云、陈少白等14人。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2月，香港英国当局宣布对孙中山的驱逐令，五年内禁止在港居留。

同年6月上旬，孙中山转赴美国旧金山，继续宣传革命，成效仍然很小，华侨听到革命、排满等字眼，大都掩耳避走。从旧金山到纽约，孙中山坐火车横穿美洲大陆，一路宣传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尽管孙中山口干舌燥，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能说动的不过数人或十数人。美洲华侨很多加入秘密会社——洪门。关于洪门的源流，言人人殊，其中一说创设于清康熙年代，为怀念明朝，力图恢复的遗老们所立。化名很多，有红帮、三点会、三合会、三河会、天地会、致公堂等。孙中山用“革命”的语言作宣传，效果不好，就改用洪门“反清复明”的传统语言做工作，大多数人也还是不明所以。万事起头难，孙中山的思想一时还难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三）被诱入驻英使馆

9月23日（八月十七日），孙中山自纽约赴英国。早在当年6月，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说孙中山准备转往欧洲，就电令驻美公使杨儒，查明孙中山行踪，电告驻英公使龚照瑗。龚照瑗在得知孙中山来英消息后，立即与英国政府外交部交涉引渡，遭到拒绝，龚照瑗即雇用英国侦探社的侦探，计划监视孙中山。

9月30日（八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到利物浦上岸，英国侦探立即跟踪盯梢。10月11日（九月初五日），孙中山在行经清廷驻英使馆时被诱入馆内拘留。龚照瑗决定将他秘密用船押回国内处理，孙本人也作了中途跳海，或被送回广州后严刑拷打，宁死也决不出卖同志的准备。在使馆工人科尔（GeorgeCole）和女管家霍维夫人（Mrs。Howe）的帮助下，孙中山旧日的老师康德黎得到讯息，采取赴警署及英国外交部报告等多项营救行动。10月19日（九月十三日），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沙士勃雷侯爵（LordSolisbury）决定干预。10月22日（九月十六日），英国政府以强硬措辞照会清公使馆，要求释放孙中山，当地《地球报》同时刊发号外，报道孙中山被囚消息，引起伦敦全城轰动。10月23日（九月十七日），孙中山获释。至此，孙中山共被囚43天，死里逃生。

（四）《伦敦蒙难记》的写作

孙中山被释后，于10月24日（九月十八日）致函伦敦各报主笔，对英国政府、报界和英国人民表示感谢，内称：“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他在接受《每日新闻》记者采访时特别说明：和旧式的“白莲教”不同，“我们的运动是新的，限于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他们大部分在国外”。除英国各报刊外，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香港以及上海的《万国公报》《时务报》等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孙中山的国际知名度因此大为提高。

在伦敦期间，孙中山应剑桥大学汉学家翟里斯（H。Giles）之邀，撰写自传，声称“心伤鞑虏苛残，生民憔悴，遂甘赴汤火，不让当仁”，因此决心“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这里，“三代之规”是套语，而“步泰西之法”才是真意。自12月5日（农历十一月初一日）起，孙中山逐日赴大英博物馆读书，开始在康德黎的帮助下写作《伦敦蒙难记》，叙述被挟持进入公使馆及被救经过。为了感谢被囚时给过帮助的英国工人科尔，孙中山将演说得来的几百英镑都送给了他。

《伦敦蒙难记》的英文本于1897年1月21日（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版。书中，孙中山激烈地批判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政治：专制、无法、贪污、腐败，如“粪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秽愈甚”。他说：

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其身为民牧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抑，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婪索之风已成习惯。官以财得，政以贿成。

孙中山尤其批判清廷所施行的文化禁锢政策：禁止人民阅读政治书籍、阅读报纸，不让人民了解世界大事；儒学经典“四书”“五经”，只允许人们诵读钦定的符合皇家意志的注释本，任意删节、曲解其中的具有反抗意味的成分，使人民成为“聋子”“瞎子”“傻子”和奴才。他说：

至其涂饰人民之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尤有可骇者。凡政治之书，多不得浏览；报纸之行，尤悬为厉禁。是以除本国之外，世界之大事如何，人民若何，均非其所知……士人当束发受书之后，所诵习者不外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承教，一味服从之义者，则且任意删节，或曲为解说，以养成其盲从之性。

孙中山形容，当时“中国之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五四”前夜，鲁迅曾在小说《狂人日记》里将当时的中国比作“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孙中山这里的论述，要比鲁迅早20年。

孙中山认为英国人性格保守、和平，因此他比较强调兴中会最初偏重于“请愿、上书”等“积渐”而“和平”的形式。但是，朝廷“不特对于上书请愿之人加以谴责”，而且禁止此后的类似行动，因此才不得不“稍易以强迫”，“殆至和平无效，始不得不出于强力”。

（五）与俄国人的交往

如果说，在《伦敦蒙难记》中，孙中山将自己的革命意志讲得比较含蓄，那么，到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初，他在和一位俄国人谈话，推荐《伦敦蒙难记》时，就讲得比较激烈、袒露了：

俄人：您相信在中国有可能爆发一场进步的人民运动吗？

孙：噢，当然啦。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期望当今的中国政府能在时代要求影响下自我革新，并接触欧洲文化，这等于希望农场的一头猪对农业全神贯注，并善于耕作，哪怕这头猪在农场里喂养得很好，又能接近它的文明的主人。

俄人：您希望在中国有什么样的制度来取代现存的制度呢？

孙：我希望有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政体。此外，还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它也就得不到发展了。时至今日，这种文明已经和人民群众完全格格不入了。

在近代中国长期存在着中西文化之争，一派主张发扬光大中国固有文化，一派主张充分吸取欧洲文化。孙中山在这场争论刚刚露头时就提出了比较正确的主张，即“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但又不“全盘照搬”；中国的固有文化因为缺乏与异种文化的比较、选择，已经得不到发展，落后于时代，脱离于人民，必须改造、重铸。谈话最后，孙中山回到革命这一主题，表示要有武器才行，在中国，人民的起义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当年年底，这位和孙中山谈话的俄国人将《伦敦蒙难记》全文译为俄文。不久，又被日本人宫崎寅藏译为日文。

孙中山在伦敦接触的俄国人不止一个。他自己回忆，在图书馆里看书的时候，曾经遇到几位俄国人，知道彼此都是革命同志，俄国人问孙，中国革命何时成功？孙虽经广州起义失败，但“卷土重来之气正高，心中希望一二年内就要再举，再举又必期成功”，不过，为了表示稳健，便回答：大约三十年可以成功。俄国人很吃惊，表示说：

大概一百年后能够成功，我们便大满足，此刻正是在奋斗。成功虽然在一百年之后，但是现在不能不奋斗。如果现在不奋斗，就是百年之后也不能成功。因为要希望一百年可以成功，所以我们现在便努力奋斗。

孙中山听了俄国人的这段话，觉得很惭愧。从那以后，孙中山便经常环游地球，一面考察各国政治得失、国势强弱，一面从事革命运动。据孙自己估计，他约计每二年绕地球一周，到武昌起义前，大概绕过地球六七周。每当有人问他：“不知道失败多少次了，为什么还不丧气，总是这样热心呢？”他便用在伦敦图书馆里和俄国人的谈话回答：“我不管革命失败了有多少次，但是我总要希望中国的革命成功，所以便不能不总是这样奋斗。”

（六）和英国人合作写书

在伦敦期间，孙中山还计划和英国人柯林斯（E。Collins）合写一本书，由孙中山陈述事实和见解，柯林斯加工、整理。1897年3月1日，该书的部分内容以《中国的现在与未来》为题发表于伦敦的《双周论坛》。文章尖锐地抨击当时“根深蒂固遍及全国”的贪污，认为“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文章宣称“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并不是同义语”，“全体人民正准备着要迎接一个变革”，“目前我们所需要的援助仅是英帝国以及其他列强善意的中立”。不同时用两个拳头打人，希望在推翻清廷的革命斗争中，能得到列强的理解和同情，保持“善意的中立”，这是整个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本文已经勾画了它的大体轮廓。

孙中山和柯林斯合著的另一部分以《中国的司法改革》为题发表于伦敦《东亚季刊》第1卷第1号。文中，孙中山揭露清廷司法的黑暗与残酷，将之比喻为希腊神话中国王奥吉亚斯的“牛圈”，养了三千头牛，三十年中从不打扫，粪秽堆积如山。孙中山声称，清廷司法的惨毒是“促使我从事中国的改革事业，以把我的同胞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出来的主要动机之一”。

曾在中国长期传教的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这时正在伦敦。李提摩太担任过英美基督教新教教士、外交人员、商人、在中国创办的出版机构广学会的督办，编辑《万国公报》。他和孙中山之间有过辩论。孙中山认为，满清官吏贪赃枉法，必须由汉人代替满人执政。李认为满汉各有优劣，须在政府的中心部分作根本改变；中国需要改革，而不是革命。二人谁都没有说服谁，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

（七）离英东返

1897年7月1日（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二日），孙中山乘轮船离开英国。从去年登岸到此次离去，孙中山在英国共生活9个月，跨越两个年头。

伦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发源地，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6月，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诞生于这个城市。次年，《共产党宣言》在这个城市出版。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在这个城市成立。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曾经成年累月地在伦敦的博物馆里收集资料。孙中山到伦敦，正是马克思去世后的第15年，《资本论》英文版出版后的第9年。马克思读书的伦敦博物馆，孙中山也多次去阅览，认识该馆东方部主任道格拉斯。后来，孙中山自述：“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所由完成也。”孙中山一辈子崇敬马克思，称他为社会主义的“圣人”，“集几千年人类思想的大成”，但是，始终不同意照搬马克思主义，而提倡：“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